和友人飯聚,說起他一家最近去Kuching(馬來西亞)旅行。他太太認識一位住吉隆坡的朋友,通常會往返Kuching渡周末。在其間這位朋友除了帶他們去吃東西外,有一天他返吉隆坡還把車匙留下讓他們開他的車子四處遊玩。言談間友人說其實他的太太和這位朋友也說不上是「老死」,甚至只是好幾年不見的普通朋友。
席間我們都有些感悟,說到待客之道,我們真是「尚待開發」。對於土生土長的我們這一群,從小被教導「防人之心不可無」,小朋友切忌和陌生人說話。到長大後,慢慢地啓發了和別人相處的睿智,跟可信任的人一起會比較放鬆和隨和,和不相熟或初相識的就保持一定的距離,說穿了就是保護自己,親疏有別。
但當我們有了旅遊的經驗,就發現很多時候會在外地受到不相熟的當地人款待,有時候是可以很無私的。而這種經驗又和我們去什麼國家旅遊絕對有關係。或者可以歸咎於公民教育的質素,不錯我們自小沒有被教導該如何款待別人,而往往我們都傾向保護自己避免「中門大開」式的付出,尤其是對在我們的至親圈(inner circle)以外的所有人。如果把這種自我保護意識說成是香港本土文化相信亦沒有誇張,這跟我們不能理解內地同胞為何不排隊上車是同一原理,我們並沒有「用心款待」這種DNA,要改變恐怕也不是一時三刻的事。
不過,人大了眼界也寛了,就有更多的反思。其實對他人的熱情款待,是源於一種仁心(generosity)。並非說我們沒有這種素質,而是沒有完整地開發出來。最經典的例子:港人一向對賑災捐款義不容辭,這不是基於仁心又是什麼?當一個個令人心酸的畫面呈現眼前,潛在的仁心善心便一下子爆發出來。但對於大同世界中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我們的仁慈心就沒有得到充份的啓發。這是我們的不足,也是公民教育的缺失。
Tuesday, April 30
Monday, April 29
捐獻隨心
四川雅安地震災後救援,在本地所引起的激烈辯論,叫人有點始料不及。
以往香港人對賑災尤其是國內的大小災難,總是不遺餘力,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想不到媒體揭發出當年汶川賑災港府所捐獻的一所學校竟被改建成豪宅,雖說事件揭發後有關當局已把相關的二百萬元捐款全數歸還,但卻激起了一場對內地政府貪腐及監管不力的熱烈討論,更有網民發起「一毫子都唔捐」的消極嚮應,鬧哄哄的沒完沒了。
記得不久前與友人飯聚,聊起內地志願組織在港發起的籌款活動,友人甲忽然很堅定的說一定不會支持,因為內地人「大把錢」,何需港人來拼湊和合著云云。如今梁振英政府要求撥捐一億元賑災,亦引發了各種激烈辯論,包括當地政府有沒有監管機制,能否善用款項,內地政府財政盈餘充足何需港人捐助,以至於梁特首是否借捐款「擦鞋」等等。
其實香港人一向有善心,每次賑災捐款都義不容辭,如果把單純的捐款變成了一場「誰比誰更有錢」或「誰奉承誰」的無休止辯論,最終矯揉之下好事變壞事,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港人以往何曾如此狷介?!
我倒覺得,凡事只需本著常理心。如果對災區災民有所觸動,就按個人能力隨心捐助。港府要做什麼事就交給議員來審批,我們一般升斗市民亦管不了。最不願意見到的,是一股反對勢力抬頭,把出於人道救援的正能量,沾染成一種極具批判性的消極主義。
以往香港人對賑災尤其是國內的大小災難,總是不遺餘力,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想不到媒體揭發出當年汶川賑災港府所捐獻的一所學校竟被改建成豪宅,雖說事件揭發後有關當局已把相關的二百萬元捐款全數歸還,但卻激起了一場對內地政府貪腐及監管不力的熱烈討論,更有網民發起「一毫子都唔捐」的消極嚮應,鬧哄哄的沒完沒了。
記得不久前與友人飯聚,聊起內地志願組織在港發起的籌款活動,友人甲忽然很堅定的說一定不會支持,因為內地人「大把錢」,何需港人來拼湊和合著云云。如今梁振英政府要求撥捐一億元賑災,亦引發了各種激烈辯論,包括當地政府有沒有監管機制,能否善用款項,內地政府財政盈餘充足何需港人捐助,以至於梁特首是否借捐款「擦鞋」等等。
其實香港人一向有善心,每次賑災捐款都義不容辭,如果把單純的捐款變成了一場「誰比誰更有錢」或「誰奉承誰」的無休止辯論,最終矯揉之下好事變壞事,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港人以往何曾如此狷介?!
我倒覺得,凡事只需本著常理心。如果對災區災民有所觸動,就按個人能力隨心捐助。港府要做什麼事就交給議員來審批,我們一般升斗市民亦管不了。最不願意見到的,是一股反對勢力抬頭,把出於人道救援的正能量,沾染成一種極具批判性的消極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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